“1917年，我们伟大的十月革命不仅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腐朽而残暴的统治，也推翻了沙皇对这片土地上一百九十四个民族的压迫，于是，就在十月革命之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整个俄罗斯的土地上，便有数十个曾经的少数民族宣布独立。列宁同志当时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基于此，列宁同志在国家结构的问题上，之所以由最初的反联邦制，转变为支持联邦制，只是在当时背景下，为了得到各民族的支持，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妥协。”
“在列宁同志的理念中，不管是建立联邦，还是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亦或是培养民族干部，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联盟的最终统一......是的，不管是联盟宪法中的相关规定，还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干部政策，其最终的目的，始终都是为了保障联盟统一，换句话说，联盟的统一才是我们的民族政策以及干部任命政策的终极目标。”
“秉承着我们的宪法，以及我们的民族政策，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仅仅是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部，便出现了十六个自治共和国，五个自治州，十个民族专区，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二十六个民族希望能够建立新的民族专区，还有一个犹太人希望建立的自治共和国......如今，在联盟的十二个加盟共和国内部，存在着民族主义、离心主义叛乱，在至少六个加盟共和国内，存在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换句话说，我们的宪法和民族政策已经执行了三十多年，但似乎距离联盟统一这个终极目标，越来越远了，我们有理由反思，我们的民族政策以及干部任命政策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列宁同志当年所提出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建议和立场，是不是已经完全，至少是部分性的过时了。”.
大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大厅，联盟中央主席团全体会议的会场上，维克托以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的身份做了有关联盟民族问题的重要报告，向联盟各个加盟共和国所存在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倾向，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同时，也正式打响了联盟清算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的第一枪。
正如维克托之前所猜测的那样，性格强硬且脾气暴躁的斯大林同志，在了解了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状况之后，整个人都被激怒了，他不仅咒骂了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者，还将三国的党组织贬斥为叛徒、背信弃义者，他认为三国的党员干部已经完全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浸透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民族主义武装叛乱之所以迟迟未能平息下去，就是因为那些叛乱分子的背后，有这些渗透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在提供支持。
在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同志甚至还做出了进一步衍伸，他认为相类似的问题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联盟的绝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甚至是某些自治共和国内，这样的情况都是普遍存在的——由法西斯德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为联盟带来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也在精神层面上侵蚀了联盟的一部分人，就像是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克里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等地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一样，他们都受到了德国法西斯入侵的鼓舞，产生了近乎病态的分离主义倾向。而联盟在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之后，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战后重建上，单方面的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思想领域的重建工作，忽视了对这些民族分离势力的重视，没有抓住机会，对战争期间显现出来的坏现象展开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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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修正错误的路线，并对那些试图分裂、瓦解联盟的阴谋分子、叛徒们展开一场全面的清算了，“能够让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分离主义分子们抛弃固执，放弃叛乱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最暴力的手段，狠狠敲碎他们的脑袋。”斯大林同志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做出最终论断，而这番论断，也从根本上阐明了他的观点和立场。
正是在斯大林同志这种明确的表态之下，中央主席团的全体会议召开了，维克托就是在此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作报告的人，最终，会议以二十二票赞成，三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份名为《持续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报告。按照这份报告的指示精神，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联盟将在党和政府的两方面工作中，全面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倾向，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将按照这份报告的规划，拿出一个详尽的工作方案，并在该工作方案的基础上，要求各部门严格贯彻和执行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具体工作。
最重要的是，在此次的全会上，中央主席团做出了一项决议，即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两个国家安全机构，配合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内部所存在的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展开清查，所有涉及到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党员干部，都将受到清算。
至此，在有关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联盟中央终于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准确的说，是在这个有关联盟民族问题的重大事项上，联盟的权力核心终于有了定论。
过去，在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存在着正反两条路线，具体应该选择哪一条，莫斯科没有最终的建议，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两条路线，自然会有讨论甚至是纷争。现在，定论有了，经过中央主席团的讨论表决，确定了党员干部民族化路线对联盟的统一和稳定存在威胁，因此，过去站在支持党员干部民族化一方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至少他们的政治前途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类似这种民族政策路线的确定，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一场中央主席团的会议，甚至会对今后数年联盟的若干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举个例子，此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民族问题上做出的决议，其实是对当初列宁时期联盟民族政策的修改与更正，既然联盟否定了党员干部民族化这条路线，那么联盟宪法中有关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等问题的相关描述，都将会做出修改，这是联盟在立法工作中亟需做好的一件事。
其次，在干部任命的问题上，既然党员干部民族化的路线被否定了，那么各个加盟共和国现有的干部队伍，也将作出全面调整，类似基里琴科、尼古拉·卡罗塔姆这一类在本民族地区担任党组织一把手的少数民族干部，注定是要做职务调动的，自今而后，除了俄罗斯族之外，各个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民族区，乃至于各州、市一级的党政一把手，都不能由当地民族的干部来担任。这是联盟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亟需做好的一件事。
再有，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联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路线转变，相关的舆论导向也必然会作出变更。就当前而言，联盟的主流舆论导向，必然是要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现象做出批判，引导人们关注这个问题，并在舆论方面确立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正义性。这是联盟在意识形态、宣传鼓动方面亟需做好的一件事。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涉及到路线之争的政治问题，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它都会涉及到全局性的变革，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对于某些政治人物而言，任何一场变革，可能都是一次向前迈进的机会，尤其是对那些引领变革的人来说，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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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大林同志来说，他之所以支持维克托的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维克托有着足够的信任，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联盟在民族问题上所存在的政策缺陷，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则是因为对党员干部民族化问题的打击，有利于他巩固个人的政治地位。至少来说，这样一场运动，能够在根本上打击贝利亚的政治势力，就拿格鲁吉亚来说，那些支持贝利亚的贝利亚帮成员，基本上全都是格鲁吉亚人。
而对于中央主席团内部那些投了赞成票的人来说，他们自然也能够从这一场运动中获得足够的政治利益，毕竟这样一场运动，本身就像是对政治权力这块大蛋糕的重新分割，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只要不是被狩猎的目标，就总不至于空手而回的。
当然，也不要乐观地认为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一旦做出，这件事就算是有了定论了，可以预见的时候，此次中央主席团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只是一场连续的政治斗争的开始，它只是风波的起点，并不是重点。